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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家公司里,我结识了其香港总顾问翟先生。翟先生在香港期市有二十多年的从业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期货投资经验,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交易技巧,可谓受益匪浅,这在我以后运作香港恒生指数的交易中已有所体现。当时香港恒生指数风险加大,主要是因为摩根士坦利看好港股,增持其投资组合中香港股票的份额。因此恒生指数从6600点一跃涨升到12785点。我认为将有一波回调,便果断沽空。这期间,我有一天的交易纪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例：1万美金的账户,我一天38个来回下了76手单子(5.5万港元/手,一次只能做一手),一天下来净赚4千美金。

　　记者：真不愧为“超级杀手”,你后来的短线、大单量操作手法,就是从这次交易后开始所养成的习惯吗？

　　张文军：是的,这次经历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根据当时市场风险大的特点,我做单时非常小心,每进一次单,就与止损单一起同时下到场内。就在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一天,我是一直站在盘房下单交易的,一天几乎没有下来过。收盘时,一位经纪人已经为我计算好当天的盈利状况,当时有很多经纪人也是一直在下面看我怎样运作的。随后,很多客户都找过来,希望我能帮他们运作。当时我的成交量占公司总成交量的80％以上,而且一直到该公司因国家有关政策调整而停止营业为止,我都保持着这样的记录。

　　当时做外盘,国内的交易商真正赚钱的人非常少。这主要是由以下几点原因所造成的。首先,期货是专业人士所从事的行业,境外对手身经百战、阅历丰富、技巧纯熟,而我们却刚刚起步。其次,信息获得上的劣势,国内做外盘,信息不灵,消息严重滞后,不能第一时间掌握基本面情况。其三,公司操作不规范,有“吃点”的嫌疑。比如下市价单,回单时间有1分多钟,因为在这1分钟内,会产生很多价位,结果是,买单则成交价位相对较高,而卖单则成交价位相对较低,所以盈亏差异较大。境外交易造成国家、个人资产大量流失,国家有关部门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因此决定停止境外期货交易活动。由于政策原因,大连几家做外盘期货的公司便停止运营了。

　　当时停止境外期货交易,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大力支持。现在,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期货人才的不断成熟,特别是加入WTO后市场的需要,我认为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境外有投资价值的期货品种的交易活动,如LME的铜和CBOT的大豆、小麦、玉米等品种,这也是现货市场国际贸易活动回避风险的需要。

　　记者：境外期货不能做了,你对新的市场机会又有了什么“感觉”?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经验,为什么还会接连两次“破产”呢?

　　张文军：这时,正好大商所开始正式运行,但我发现国内期市交易不活跃,而股市交易却异常火爆。因此,我一边做大商所的大米期货交易,一边炒股票,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沪股交易上。那时,我是在联通证券的大户室做交易的,交易结果不太理想,股市暴跌损失惨重(因为当时股票大户可以透支进行交易)。而运作大米期货也没顺势,持有空单,行情却暴涨。两面运作都很失败,所以,我再次破产了,虽然大部分的损失是在股市发生的。此时,我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低潮期,由于再次输光,因而引起家庭不和,结婚刚两年的妻子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要我还是要期货？你再做期货,我们就分手。

　　但我怎能放弃我喜欢的事业呢？结果可想而知。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光。记得有一天到市场去,衣袋里只有5元钱,心里想着给父母买点什么,可几次掏出来又都放了回去,为啥?没舍得买。现在想想,还是很心酸。正在此时,我以前认识的一位香港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浙江投资了一家期货公司,打算做国内期货品种,希望我去担任业务总经理。我答应了他。去杭州时,机票是两个姐姐给买的,在临上飞机的最后一刻,她们每人又拿出1000元钱塞进我的衣袋里。大姐说,穷家富路拿着吧,多保重。当时我的眼泪差一点就流了出来。到杭州后,公司的运营并不理想,由于公司的合伙人意见不统一,导致运作混乱,工作进展缓慢。因此,春节休假后我便再没有回去。

　　此后,大商所玉米交易行情火爆,涨得很凶。我再次进入市场参与交易,但由于当时玉米期货价与现货价比相对较高,在1500点时,我果断地进入市场沽空,但行情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去跌反而继续暴涨,最高达2100多点,这使我第三次赔光出局。交易的又一次失败,令我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彻底的反思。我想,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对市场仍缺乏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对基本面、政策面把握不够,没有找准行情方向；二是交易经验和技巧还不够成熟,缺乏更多的磨练；三是资金管理有问题。